情志养生
2022-08-20 23:32:13
中医情志养生文化溯源与保健意义
所谓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人类情绪。世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具有两面性，既可助人养生，亦可伤身致病，人的情绪与情感变化亦是如此，利弊并存。正如《养性延命录》所言：“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更是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人体致病的内因。
在正常状态下，适度的七情活动能够协调机体生理功能，不会引发疾病。七情六欲为人之常情，情志活动是人类正常的生理表现，是人体应对外界与体内刺激的保护性反应，适度调控，有益身心健康。
在中医学中，将人的各类心理活动统称为情志，也称情绪，是人接触、认知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身心反应。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核心环节，自古以来便备受重视，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早在春秋战国及更早时期，诸子百家便对心理养生有着精辟论述。其中《管子·内业》是我国最早阐述心理卫生的专属篇章。所谓“内”，指内心；“业”，指方法，“内业”即为养心修身之术。
《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视作理想的心理状态，以此作为内心修养的核心标准，具体分为三点：其一为正静，形体端正、心神宁静，可滋养身心、固本培元；其二为平正，秉持平和中正的心态，摒弃喜怒忧患、浮躁偏执；其三为守一，专心致志、心无杂念，不被外物纷扰，方能心身安泰、百病不侵。
其中最具价值的典籍当属《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体系，远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文集》更为丰富、成熟、系统。纵观《内经》全书，对于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诱因、发病机制、诊断防治均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情志养生理论体系。
在形神关系上，《内经》明确提出：形体孕育心神、承载心神，心神能够主宰、调控形体，形神合一、相辅相成，方能身心健康、尽享天年。同时倡导人们主动调控心神，抵御外界不良风气与情绪干扰。除此之外，书中对心理与生理的关联、个性心理特征分类、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心理治疗价值、调神摄生的养生法则等，均作出系统性总结，留下诸多极具价值的养生理念，是后世研究中医情志保健的珍贵典籍。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着重阐释了养生的重要意义，同时痛斥世人忽视养生的弊病。他批判世人沉迷功名利禄、追逐权势浮华，“举世昏迷，不惜其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一味追逐外物，却忽视生命根本。以此劝诫世人珍视生命、固守养生之本，相较于《内经》，其对情志影响人体健康的认知更为深刻通透。
三国名医华佗深谙养性之道，极度重视心理卫生与情志调摄。据《后汉书》记载，华佗曾不惧安危，巧用情志相胜、激怒疗法，治愈太守顽疾，成为中医心理治疗的经典案例。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特设“养性”专篇，系统整理了唐代以前调神、养心、调畅情志的养生理论，同时提出独到的养生见解。其提出的“十二少、十二多”情志养生准则，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中医情志保健理论，为后世养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宋代陈无择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七情刺激列为三大核心致病因素之一，明确凸显了心理情志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确立了情志致病的核心地位。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高度重视中医心理疗法。他深入钻研《黄帝内经》“以情胜情”的经典疗法，并创新创立“习以平之”等情志干预方法，极大丰富了中医意疗体系。
明清时期，中医心理保健学说迎来新的发展与突破。《摄生集览》明确提出“养神为首”的养生核心思想，指出养生方法虽数不胜数，但调养心神、平和情志是养生第一要义。同时明确失眠与情志失调密切相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为睡眠养生、情志调畅提供了重要准则。
《遵生八笺》进一步拓展情志养生方式，提倡通过品鉴书画、把玩文房、观赏花卉、登高游览等雅事陶冶情志、涵养心神，是现代休闲养生、身心疗愈理念的重要理论源头，时至今日，仍具备极高的养生指导价值。
近现代以来，中医情志养生、心理保健理念愈发受到世人重视。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健康不仅是身体无疾，更是身体、精神、社会适应的全方位完好状态。
当今社会已进入“情绪负重时代”，由精神、心理、情志因素引发的心身疾病，已然成为高发、普遍性流行病。从现代疾病谱变化不难看出，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均与社会压力、情志失调、心理失衡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情志调养是现代养生的重中之重，关乎身心健康与生命质量，万万不可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