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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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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均陵名称之起源

      《丹江口市志·大事记》曰:“秦置武当县,境内因有均水而称均陵,于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并入武当县,隶南阳郡。”

      上述对均陵的定论有两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第一,从“境内因有均水而称均陵”告诉我们“均陵”之名晚于“均水”。而“均陵”之名是否晚于“均水”呢?第二,“并入武当县”的潜台词是认为“均陵”是个行政单位,这点笔者不敢苟同。均陵只是较大区域的地名,在郡县制形成之前,“均陵”既不是县,也不是国,怎能称“并入” 呢?

      《史记·苏秦》:秦昭王十八年(前289年)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郡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

      这里的“残均陵”,说明先秦以前“均陵”就以地名存于世。因那个时代发展十分缓慢,形成一个较大区域的有文化品位的地名,没有数千年是很难形成的,故可能更早。

      《新出楚简文字考》P219点释竹简甲三11,24:“昔我先出自?(均),追(归)宅兹?(沮)章(漳),以选迁处(居)[于郢]。”

      简文大意:“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这两只竹简出自楚悼王时期楚墓。这个“先辈”是谁呢?

      《史记·楚世家》P1691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前1042年~前1021年)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这就是竹简上“昔我先出自均”的地方,丹阳(析川)是均陵境,同时证明早在西周以前就定名“均陵”了(后文有述)。

      《汉书·地理志》上弘农郡:丹水“东注入均水”。《水经注》曰:丹水“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这里的“均水”是最早的文字记载,作为地名明显晚于“均陵”。再则均水位于均陵(丹江口市)境的东南边陲,怎可能“境内有均水而称均陵”。综合上述,历史的原貌应当是水流经均陵境内而名均水。

      《续辑均州志·舆地志叙》云:“画地分疆,羲皇上圣,仁政始基,经界是正。”

      这里的“经界是正”是对“均陵”而言,因为在“武当县”以前只有“均陵”是地名。明确地说明了“均陵” 起源于史前传说的“羲皇”时代。“羲皇”是指伏羲氏,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仁皇。六七千年前,丹江口市地区正是“三苗”居住之地,是“发达的苗蛮”发明了“均”。

      《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7日刊登《中国早期陶器起源》一文论断:

      距今9000~8000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的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结束,并向全新世纪转变,旧时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被视为这个大发展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这个论断是陶器研究专家曹兵武先生研究的成果,他肯定距今9000~8000年前“制陶技术已经成熟”“空前推广和提高”。这正是制陶工具——“均”的功劳。最初的陶胎质厚重,体积小,非常粗糙,火侯低,是人类刚学会制陶时的作品,属直接捏造。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西万年县旧石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的陶片都是这样。随着人类的进步,陶器也要发展——体积大、光洁、炊煮不破、标准大体一致、制作快等,这就需要“均”来完成;如果没有“均”这一工具的出现,陶器根本谈不上“空前推广和提高”。均陵18处新石器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物,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究其原因是“均”的发明和技术的成熟。也只有“均”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日益成熟,它才有可能被广泛传播到各地,从而推动当时整个陶器业的空前发展。据此推断,“均”可能产生于距今9000~8000年前,这中间有1000年的时空,足够“均”文明的产生、发展和传播。

      以此而论,“均陵”作为地名出现,应当与“均” 的发明和制陶业的兴盛是同时的。这时期该地区正是“发达的苗蛮文化区”的北方,故当时称武当山为“北山”。说明“均陵”作为古苗的地名,与古苗同期存世。

      《新出楚简文字考》P239记:“笔者过去认为均州设置甚晚,未敢轻信。现在看:楚简“?(均)”与《史记》“均陵”,乃至后代的“顺阳”、“均州”、“均县”,皆一脉相承,远有所本。”可证上述不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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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新闻录入:张红艳    责任编辑:张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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