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社会的跌宕与对思想自由的追求，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隐士群体。

      自秦汉以降，或避刀兵，或寄情山水，或参禅悟道⋯⋯地偏一隅的武当山地区成为归隐群体的新选择，望大顶而居成为隐者群体的最高理想。

      “三十六岩多隐士，葬在吾山骨也清”。五龙宫岩壁之上，“郑公之墓 嘉定记耳”，配以依岩开凿的三重暗渠、苔痕斑驳的青石供台，共同勾勒出一处旷世孤隐。

     画中人物轮廓俊雅，眉宇间依稀可见陈与义笔下“洛中八俊”遗韵；衣袂线条流转处，又似藏着某位携《清明上河图》南渡的画院待诏神韵。这位宁以山石为碑却只留“公”字代称的隐者，到底何许人也？是靖康乱中南迁的理学大儒？抑或是参透人生的蓬莱散仙？

       当山泉浸润画像袍袖云纹，荡开的不仅是南宋遗民的未竟之志，更是淬炼于刀兵间的汉家文脉，亦是贯通古今的文明薪火。那深浅不一的凿痕，恰似华夏在危崖间蜿蜒的血脉，将易代之际的文人意气，永远镌刻在历史断层之上。